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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体大周期

如果我必须选出这本书中最重要的章节，那非本章莫属。这是因为本章探讨了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最强大且最重要的力量，并展示了这些力量如何以及为何反复推动历史进入大周期。在目睹了如此多的周期后，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观看一部我已经看过多次的电影，只不过我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版本，其中人们穿着的衣服和使用的技术更现代。我希望向你展示我所看到的一切。同时，通过揭示过去发生了什么及其原因，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曾经难以想象的发展现在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何未来仍有可能发生。

尽管本书主要聚焦于理解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动态，因为它们的发展演变始终受到其他重大力量的影响。同理，要理解其他领域的变化，我们也必须把握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力量，因为其对大多数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五大力量共同构成了驱动货币秩序、国内秩序乃至世界秩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整体大周期”。

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过去500年间“整体大周期”的作用机制及历史表现。但我不会在这里介绍那600页的内容，而是要提供简要介绍。这样，当我们探讨第三部分（回望过去）和第四部分（展望未来）时，各位便能对照“大债务周期”与“整体大周期”的分析框架，验证实际发展与理论模板的契合度。

机器如何运作

世间万物皆有其运行规律，在我看来，一切变化如同永动机般周而复始。要理解这部机器，就必须洞悉其内在机制。由于万物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影响，这套机制异常复杂。我有时会尽可能详尽地阐释其复杂性，正如我在前文中解析国家破产机制的时候所做的那样；有时会力求化繁为简。俗话说：“愚者把事情复杂化，智者把事情简单化。”在本章，我将尝试用简明的语言阐释大周期的运作原理。首先，我将说明我的分析方法。

作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全球宏观投资的人，我一直试图理解因果关系，并为其建模，再利用我的模型来押注市场走向。为此，在过去约35年里，我创建了计算机专家系统，使计算机能够像我一样做出决策。这些系统基于以下原则：

决策系统应基于永恒和普适的原则，这意味着其应当能够解释所有时间范围内以及所有国家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发展，尽管不一定精确或详细。如果其无法解释所有时间范围内以及所有国家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发展，这就表明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缺失，需要将它添加到模型中。

我构建的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的早期形式。现在，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各种突破，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即将理解驱动一切的因果关系，尽管目前我们仍然需要以传统方式，通过当今可用的计算和人工智能工具来研究过往事件。正因如此，在我努力尝试去理解和阐述那些改变我们所知世界的最重要机制时，我进行了这些深入的研究，并对其进行了阐释。接下来我要描述的内容，正是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成果。然而，由于驱动大周期的力量如此宏大，我们不需要纠结于细节和复杂性，便能轻易地把握并理解它们。

从宏观层面来看，最重要的5个驱动因素包括：

1. 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

2.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3.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4. 自然力量（干旱、洪水和疫情）

5. 人类的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创造

这些力量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最重要的历史进程，推动市场和经济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趋势线周期性波动。这条趋势线的上升斜率主要取决于实干家（如企业家）的创造力——当他们获得充足资源（如资本）并能与各方（同事、政府官员、律师等）有效协作时，便能通过发明创造和生产实践持续提升生产力。

就短期（1~10年）而言，短期周期，尤其是债务周期和政治周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就长期（10年及以上）而言，长期周期以及生产力上升的趋势线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从概念上看，这种动态演变过程如图2—2所示。

现在我将深入探讨这五大力量。在阅读有关它们的内容时，请思考这些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目前的作用。这将有助于你明白“历史重演”是怎样发生的，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当下和预测未来。

整体大周期如何运作：五大力量

我们如今已处于始于二战结束后的“整体大周期”中的第80个年头，这一周期大体上正以经典的方式展开，并将催生剧烈的变革，只有通过在历史背景下想象这五大力量同时互动，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变革。

更具体地说：

1.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

在这本书中，我阐述了那些对大债务周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如偿债支出与收入之比、新发行债务的规模与市场需求之比、债务资产持有者持有其现有债务资产的意愿，以及之前所解释过的其他因素等）。

因为我已经非常全面地分析了这个大债务周期，你可能都已经听腻了，所以我不会再解释太多。我只想重申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简言之，永恒的和普适的（历经数千年且在各个国家皆如此）驱动大债务周期变化并引发重大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因素是，相对于现有的货币、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数量而言，不可持续地创造出了大量的债务资产和债务负债。这总会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银行挤兑现象。所谓“挤兑”，指的是债务资产（这些资产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其唯一的价值在于购买力）的持有者试图将其兑换成真实的货币，银行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典型的情况是，当这些债务资产的持有者试图将其兑换为货币并购买商品时，发现无法获得其债务资产中存储的购买力，这就会让挤兑加速并自我强化，从而引发市场价值和财富的巨大波动，直到债务出现违约、重组和/或货币化，使得债务负担相对于收入得以减轻，最终达到新的平衡。几乎所有的债务最终都会通过货币化来解决，即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创造货币和信贷来帮助偿还债务，但这会导致货币和债务贬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债务/货币力量、内部秩序力量和外部秩序力量处于周期的晚期阶段（债务高企、内部和外部冲突加剧）时，这通常意味着重大冲突以及货币秩序、内部秩序及世界秩序的巨大变革即将来临。正如生命周期一样，大周期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我称之为“第5阶段”的晚期阶段，就在引发大周期终结的萧条和战争阶段之前。基于我稍后将解释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晚期阶段。这是一个激进的且通常充满出人意料的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未曾出现过，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时期，我们了解过去重大变革的案例并思考它们是否会再次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我研究了多个这样的案例。由于历史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理解因果关系，并为当前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视角，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历史案例来思考在现有的情况下，哪些事情是逻辑上可能发生的。

那么，当前的形势究竟如何？此时此刻，美国以及所有其他主要国家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同时这些国家的内部秩序正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和分裂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自然灾害频发且代价高昂，而令人惊叹的新技术也在不断涌现。

通过研究过去具有相似条件组合的案例，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想象那些原本难以预见的可能性发展。例如，我多次观察到（且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将会展示），当面临类似债务过剩的情况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曾采取了以下非同寻常的行动：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这类事件必然会发生，同时我也在犹豫是否应该提出这些可能性，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过度恐慌，从而引发不恰当的和过激的行为。然而，正如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在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时那样，如果我不将过去的案例所揭示的可能性如实传达，那将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些可能性有时确实会伴随这些状况出现。

2.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国家内部存在着短期的政治波动，平均持续时间约为6年，上下浮动3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波动会累积成内部秩序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持续约80年，上下浮动25年。需要重申的是，我并不是说这些时间框架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们的持续时间存在很大的变数。但我强调的是，它们一直都存在。其持续时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监测这些因素来对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进行估算。这些周期存在于国家内部，并引发治理体系（我所说的“秩序”）的冲突和变革。

这些权力斗争在所有的政府体系、各类组织甚至家庭中基本上都以相同的方式展开，因为应对这些斗争的方式深植于人性之中。

那么，这些斗争是如何运作的呢？

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能永远不变。这包括围绕既有领导者和治理体系建立的秩序。秩序的变化是由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推动的，他们决定事情的走向。当那些不掌控现有秩序的人获得了比掌控者更多的权力，并希望改变秩序时，秩序就会发生变化。当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冲突就会发生：（a）一个强大的群体希望改变秩序；（b）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明确，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决定胜负。如果（a）不存在一个希望改变秩序的强大群体，和/或（b）存在一个希望改变秩序的强大群体，但其力量远超现有秩序的掌控者，以至于能在几乎没有斗争的情况下实现改变，那么冲突就不会发生。

在民主国家中，选举周期与经济周期大致同步，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通常会导致政治变革。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初，如新总统上任的前100天，通常会有一段蜜月期，并伴随着极大的乐观情绪。此时，人们对重大变革和巨大改善充满期待，而现实和对新领导人在塑造和处理这些变革方面的批评尚未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为了当选而做出的重大承诺通常变得难以兑现，坏事也随之发生，失望情绪开始蔓延，批评者和敌人变得更加大胆，领导人的支持率逐渐下降。这一切都使得保住权力的斗争变得更加艰难，而这往往会导致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更加极端的行动。

在我撰写本书的2025年3月，这些动态正在美国发挥作用。事态的发展通常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而经济状况又主要取决于影响市场和经济的短期及长期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所处的位置，尽管外生性事件（如干旱、洪水、疫情以及重大的国际或国内冲突）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

国家内部的所有治理秩序都会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如从民主制转变为专制，或从专制转变为民主制，而每种主要类型的秩序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管理得当，有些则管理不善。接下来，我将重点关注民主制度失败时会发生什么。

当民主制度失败时，专制制度便会取而代之。

在我对历史上秩序变化的研究中，我观察到从代议制民主共和制向专制制度转变的典型过程。这些变化在以下例子中得到了体现：古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49年—前44年）、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1799—1815年）、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1922—1943年）、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1933—1945年）、日本由多位领导人组成的统治集团（1931—1945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936—1975年）、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2016年至今）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如何转变为独裁统治者。我也在柏拉图于公元前375年左右撰写的《理想国》中读到了相关内容，这本著作至今仍是对民主如何转变为专制的有价值的描述。

在几乎所有案例中，代议制民主共和制国家都存在巨大的财富和价值观差距、糟糕且不断恶化的状况，以及软弱且分裂的领导层。这些民主国家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因为民主制度本质上依赖于对立派系之间的妥协，而此阶段往往不会出现妥协。因此，对立的双方不再遵循法律和妥协体系，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夺胜利。这通常会导致极右翼、软弱的中间派和极左翼之间的民粹主义冲突加剧。冲突不断升级，尤其是在经济紧张时期，这引发了对控制权的争夺。这些权力斗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其背后的逻辑我将在下文中解释。

柏拉图指出，且我的历史研究也证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通常会迎合选民对眼前利益和暂时救济的诉求，而不是采取艰难的措施来解决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从而在长期内使国家变得强大。我在历史记载中看到，领导层通常也会变得软弱、堕落和腐败，尤其是在经历了长期繁荣和缺乏挑战的时期之后。柏拉图认为，当民主制度变得软弱、堕落，并失去了对正义和美德的追求时，就会走过巅峰并开始衰落。这些时期通常伴随着腐败加剧、不平等加深，以及制度失效。当体制无法再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时，它就会失去合法性。事实上，早在柏拉图之前，这种动态就已在中国被认知（可追溯到公元前1046年）。这正是秩序瓦解的原因。

在混乱时期，金融、政治和军事力量比法律更为重要，而专制制度通常比软弱、混乱的集体主义更为有效。

柏拉图把推动从民主走向专制的革命性变革的人称为“煽动者”。煽动者操纵公众舆论，煽动情绪，并使用非常手段来获取权力。他们通常会激起民粹主义情绪，承诺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往往以牺牲真相或理性讨论为代价），并通过宣传和恐吓来获取和扩大权力。他们通常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周围聚集着其他有权势者。当这些煽动者来自极右翼时，他们及其支持者通常是富有的贵族（在古代）或资本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他们在信念和自身利益上结盟，认为伟大的领导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层和来自顶层的强大合作，就像强大的公司必须紧密协作才能成就伟业一样。当煽动者来自左翼时，他们通常从弱势群体中获得支持。随着这些民粹主义领袖，无论是来自右翼还是左翼，逐渐掌握权力，他们通常会采取宣传、胁迫和权力集中等手段，削弱他们的敌人以及支持敌人的和/或支持那些助长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低效官僚机构的民主制度。这一过程最终常常导致民主被更为集中的独裁政体取代。

一位强势的CEO（首席执行官）管理公司的方式可能很难与煽动者的方式区分开来。事实上，一些强势的CEO是以煽动者的方式在治理公司，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如果他们管理政府，那么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掌控权力并实施激进变革以实现根本性改进的人，而关键问题在于对他们进行制约的机制是什么，以及他们会将专制推行到何种程度。如果观察一家公司，我们应该看其是否存在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力量，比如一个强大的董事会和有效监管机构的制约；对政府而言，这种制约来自监督机制和权力分立。制约越少，领导者就越可能变成独裁者。一个相关的重要原则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兼政治家阿克顿勋爵于1887年提出的。

在新兴的秩序中，金融和政治权力比法律更为重要，而专制制度通常比软弱、混乱的集体主义更为有效。

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民主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是在民主规则框架内进行的，并会在几年内（通常是3～5年）逐渐走向极端。这些领导人通常会对货币、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进行激进改革，并往往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专制化。如前所述，这样的例子包括罗马的恺撒、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以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正如《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详细解释的那样，对正在观察当今局势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主要是向极右翼倾斜）正在出现，其原因与过去相同。

3.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国家之间如何相处至关重要，而这也呈现出了周期性。

正如国家内部存在内部秩序（和谐、生产力和繁荣）和混乱（重大冲突、破坏和萧条）周期一样，国家之间也存在外部秩序（和谐、生产力和繁荣）和混乱（重大冲突、破坏和萧条）周期。混乱时期通常发生在各国争夺由谁来制定何种秩序的权力时。然而，由于从未有过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秩序更容易陷入混乱和冲突。

作为大周期的一部分，历史上也出现了以下两种模式之间的巨大波动：（a）单边主义，各国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强者胜过弱者，遵循“丛林法则”或“适者生存”；（b）多边主义，各国追求全球和谐、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主义。

从历史上看，多边主义唯一奏效的时期是在战争之后，当人们厌倦了冲突，并且有一个主导力量来强制执行秩序时。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残酷和具有破坏性的单边主义是常态，而追求和谐、和平共处和共同利益的多边主义时期极为罕见且从未持续。例如，直到1648年，在惨烈的30年战争之后，欧洲才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边界的概念，并承诺尊重这些边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通过战争掠夺他国资源（尽管这种承诺只是偶尔奏效）。

另一个例子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理想主义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于1913年成为新崛起的美国的总统，天真地希望建立一个模仿美国治理体系的世界治理体系——国际联盟。然而，国际联盟未能持续下去，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促进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旨在促进全球合作、经济稳定和集体问题的解决。美国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这一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推动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的普及。尽管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它维持了相对的稳定，迄今为止避免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

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历过一个多边主义追求和谐、和平共处和平等主义的时代，这当然也是我们所有人所希望的，但如今多边主义正逐渐失去影响力，单边主义正在崛起，这一现象在历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多边组织的权力正在迅速衰落，并逐渐转移到主要大国手中。我认为，现实主义者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随着钟摆朝着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和“适者生存”的方向摆动，全球合作的愿望和现实都在受到侵蚀。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强者欺凌弱者。这些发展都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大周期阶段的典型特征。

尽管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转变起初令人震惊，但很快就被正常化。例如，就在我撰写本书的几个月前，唐纳德·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的言论还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样的时期，联盟关系往往会随着局势的快速变化而迅速改变，胜利比忠诚更为重要。

为了帮助我们想象未来，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历史的教训。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不存在有边界的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部落）会为了掠夺其他部落的财富或保卫自己的财富而战斗。当胜利者变得更富有和更文明时，他们通常会变得更加堕落和软弱，最终被更强大的野蛮人击败，而这些野蛮人又会被后来变得更强的新一代推翻。例如，罗马帝国的崛起及其被高卢人击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这也是大多数王朝兴衰更替的写照，而随着这些王朝的更迭，领导方式也在演变。这种野蛮与文明交替的时代导致了战争频发，当蛮族强大而文明社会衰弱时，更为先进的文明往往被推翻。

历史一再证明，过度文明会导致软弱和堕落，最终败给强悍的野蛮。

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和平且富有成效的版本，就是商业领域中的“竞争”，其通过新颖且高效的商业理念或“武器”的发明，推动了创造性的破坏。我们喜欢观看这种竞争，就像观看罗马斗兽场中的搏斗一样，甚至更喜欢亲自参与。坦率地说，我喜欢参与这样的竞争，并且我厌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尽管我最推崇的是务实的理想主义）。但这种冲动的破坏性表现会导致合作缺乏，进而引发内部政治问题、地缘政治冲突、应对自然灾害（尤其是气候变化）的问题，以及在新技术领域中的冲突，这让我深感担忧。

4.自然力量（干旱、洪水和疫情）

纵观历史，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战争更多，摧毁的秩序也比前面提到的力量更多，而数据显示，干旱、洪水和疫情正在增加，且代价日益高昂。尽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尚存争议，但已发生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人类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更高的人口密度、全球范围内更紧密的接触（由国际旅行的增加而产生），以及因土地开发而与其他物种更密切的接触（导致疾病在动物与人类之间传播）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这种现象，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洛杉矶野火。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与其他力量一样，这一力量也与其他重大力量交织在一起，塑造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发达国家面临的移民问题（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压力）和欠发达国家面临的生存环境问题（人们正努力适应干旱、洪水和其他变化）显然因自然灾害的增加而恶化，而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债务问题，因此能够用于缓解这些问题的资金也远远不足。

5.人类的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创造

科技的巨大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将极大地影响所有领域的思维，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回顾历史，科技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用于创造经济和军事力量，也在战争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科技进步与其他4种力量密切相关。当科技进步得到良好的金融、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支持时，其发展速度会比在不良环境下更快。但如果科技进步依赖于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就往往会导致金融泡沫和泡沫破裂。1720年的南海泡沫，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铁路狂热，19世纪70—90年代的电力泡沫（“电流之战”），以及1990—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和电信危机，都是重要技术进步在推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导致债务泡沫和泡沫破裂及重大积极变革的典型案例。

关于大周期的讨论到此为止。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让你更好地理解第三部分中描述的动态，即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当前大周期开启后发生的事件。这也将帮助你在第四部分中理解我试图展望未来的视角。但在继续之前值得分享最后一个原则，在应对大周期中出现的挑战方面，它的影响是最大的：

最强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们如何相处。

人们如果能够共同应对问题和把握机遇，而不是彼此争斗，就能获得最理想的结果。不幸的是，尽管科技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人性并没有太大改变，因此这很可能依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1. 此外，人口结构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老年人不工作，赡养费用高昂（因为在这一生命阶段，他们的医疗费用会很高），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正在缩减，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大幅增长，但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真正具有生产力。
  2. 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的第5章《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中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