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我眼中的未来
在这一章里，我会依据对现状的判断，以及我所秉持的、基于重要因果关系总结出的变化发生原则，来展望未来。我想你会觉得这一章充满争议，却又趣味十足、价值颇高。
有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它屡屡应验，它就是“靠水晶球谋生的人注定要吃碎玻璃”。我知道，我取得的成功更多是因为我懂得如何应对未知，而非依赖已知。所以，我想先简单讲讲我是如何对未来下注的。
押注未来
从我投资生涯的很早期开始，我就基于观察驱动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来寻找决策方法。我看到我识别出的因果关系如何与万事万物相互作用，像一台永动机一样推动着事物随时间发展。看到这台永动机如何推动一切的发生，让我相信一切（除了量子世界）都是注定的，如果有一个能考虑到每个因果关系的完美模型，我们几乎就能完美地预测未来。我认为，阻碍完美预测的唯一因素是我们理解和模拟所有这些因果动态的能力，而且我相信，我们借助AI会离实现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大多数人并不这样看待事物。他们认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命运并不存在。我确信这种观点总体上是错误的，而且我相信，对那些寻求、获取并运用我们越来越容易获得的认知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错误性会很快变得更加明显。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通过构建计算机专家系统来描述这些因果动态而取得了成功；在未来，我（也许还有其他人）将通过更先进的AI形式（如生成式AI和可解释AI）来建模。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拥有一个能给出几乎完美的未来图景的模型很好，但我并不期望我的模型能接近那种程度。因此，我的目标仅仅是拥有一个粗略的、快速演进的模型，使我相对于竞争对手和相对于没有模型时更有优势。我发现这一方法的效果甚佳，尽管如今要做到精确预测，甚至是近乎精确的预测都已不可能，原因是存在太多本身就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共同左右着事情的走向。然而，关于未来的许多方面是相对可知的，如死亡、税收、个人的生命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人的基因和所处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以及无数其他的因果关系，这些都是能大致预示未来走向的良好指标。我尤其会留意那些重大且不可持续的状况，并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押注这些状况不会持续下去。在我的投注/投资策略中，我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这些相对可知的事物所蕴含的永恒且普遍的因果关系，并将这种理解融入事物可能的发展轨迹的模板/模型。
这是因为原因先于结果发生。如果我比竞争对手更好地理解因果关系，就能比他们更好地预测未来，从而在投资游戏中取得很好的成绩。我发现，将这种方法构建成经过回测的市场定位系统，并将其用于我执行的投资游戏计划中，具有巨大的价值。我不断比较实际情况的演变和我的投注表现是否符合预期。如果结果与预期不符，我就会诊断原因并改进我的决策系统。我使用的计算机专家系统被设计成像我一样做决策，只是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比起我的大脑，其能同时快速处理更多的信息。
虽然我作为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押注未来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也经常犯错（相对于市场预期，至少有1/3的时间是错的），而且我从未做出过完全准确的预测。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押注或一系列适度糟糕的押注，我就会出局，所以我极度规避风险，建立了出色的风险控制系统。我通过分散投资好的有风险的押注，而不是回避风险押注来控制风险。对我来说，“投资圣杯”就是找到15个或更多互不相关的好押注。
在我50多年的专业投资生涯中，我已经遵循这种方法约35年。我现在仍和以往一样热衷于这个游戏，不过我现在想把学到的传授给别人，而不是独自保留。当然，我分享的内容是否有价值要由他人来判断，但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我通过押注本书前面描述的因果关系赚了很多钱——这些关系存在于短期和长期债务周期与政治周期之间，自然现象与人类凭借创造力发明新技术之间。这些关系既合乎逻辑，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尽管很多关键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我确信这些是最大且最重要的力量。
现在我已解释清楚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我对未来的预测。请记住，我用我的模板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大多数人不同，我特别关注那些在我看来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意味着我预期的结果还未反映在价格中，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押注的好机会。同时也请记住，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对任何事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运用我的模板和指标展望未来
你现在已经知道我是如何看待货币秩序、国内政治治理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演变、崩溃和转型的，这些都是由我先前概述的五大力量驱动的，在此我不再重复。我使用大周期模板和我的指标来确定我们在这些周期中的位置并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为了进行投资，我会把这个概念模板转换成更具体的分析决策系统。我将用这些概念来传达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预期。
我先从宏观角度总结一下我在2025年3月写本书时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1. 美国和现有世界秩序处在始于1945年的大周期的第80个年头左右，即完成了90%～95%。大周期就像人的生命周期，会经历相对可预知的阶段。虽然了解这个周期不能告诉你具体会发生什么，但能告诉你很多可能发生的事及大致时间。我将这个大周期分为6个阶段，这些阶段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有过阐述，并且在本书中也略有提及。根据我的判断标准，这个大周期目前处于第五阶段，正处于重大冲突和剧烈变革的边缘。
2. 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处在1945年后第13个短期债务/经济周期的第5年左右，按照我的衡量已完成约2/3。如前所述，这个短期债务/经济周期与国内政治周期、国际地缘政治周期、自然现象演变和新的发明创造相互作用，产生通常持续约6年（上下浮动3年）的短期周期波动。虽然了解这个短期周期不能准确预测具体事件和时间，但能告诉你很多可能发生的事及大致时间。
3.存在一些重大的、不可持续的失衡，这些都是好的押注机会，因为它们可能无法持续。最重要的是，借贷和购买的规模以及债务资产和负债的积累速度快于收入增长，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持续，因此值得押注。
4.我们正处于对未来行动及其影响最不确定的时刻，因为美国的新领导层才上任几周，而特朗普总统似乎比过去80年里的任何总统（也许是有史以来的任何总统）都更倾向于做一些此前难以想象的事情。
按照我的衡量标准，当前形势类似于1905—1914年和1933—1938年的情况，以及历史上许多国家在许多时期的情况，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周期的第五阶段。在第五阶段，各国普遍负债过重、治理效率低下、内部分裂、受到其他国家威胁，因此很容易出现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路线的领导人。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充满挑战的时期总是导致更加专制的治理，因为民主制度变得过于分裂而失去效力，领导人也失去有效妥协的能力。在这些时期，只有权力才重要，那些获得权力并成为更专制领导人的人往往倾向于与内外对手发生冲突，而不是合作。新领导人总是发誓要为提升国力而战，更愿意参与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使他们处于重大冲突的边缘，也带来货币秩序、内部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的重大变革。
根据我的衡量，现在所有主要大国都处于这种状态，即负债过重、治理效率低下且内部分裂。正是这种形势让越来越多的更具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和政策出现。这些领导人，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要为提升国力而战，更愿意通过参与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来获得胜利。最近的事件基本上都遵循着我所描述的经典大周期模板，这个模板已经把世界带到了重大冲突和巨变的边缘。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化不一定是坏的，因为最终结果仍掌握在那些控制权力杠杆的人手中。
现在让我们以本书前面分享的一些原则作为指导，更仔细地看看这5种力量及它们当前的发展情况。我将主要关注美国，因为从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它是最重要的国家，其变化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和中国也处于类似位置，也被卷入这个大周期中，也会受到影响并影响事态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你将在这里读到的一切之外，还要考虑人口结构这股力量。这将会导致大量老年人不再工作，而且受医疗费用的影响，供养他们的成本会很高；与此同时，劳动力人口将会减少，这样一来，真正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所占的比例就会很小。
1.债务/货币力量
关于我们在大债务周期中的位置，如本书前面所示，根据我的衡量，美国和大多数主要国家（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和中国）都负债过重，处于大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不得不经常依赖MP3（通过央行购买债务来为大规模财政赤字融资）。因此，如果不以某种方式控制其长期债务周期问题，那么以主要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资产和债务负债发生非自愿性重大重组/货币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来5年内约65%的可能性，未来10年内约80%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债务资产和债务负债已经非常庞大，并且预计将显著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将使得在不伤害借款者—债务人的情况下，要维持足够高的利率和足够紧的货币以满足贷款者—债权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图19—1显示了自1900年以来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平均总债务和平均总偿债支出占GDP的比重。
图19—1 七国集团平均总债务及平均总偿债支出
如前所述，需要警惕的下一个重大危险信号（债务危机即将发生的信号）是，现有持有人大规模抛售政府债务资产（如债券）。这将与新政府债务的发行和销售一起，造成相对于需求的巨大供给。这会迫使央行面临两难选择：要么让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大幅上升，要么大量印钱并购买长期政府债务以维持这些利率的低位，从而使债务和货币贬值。我认为现在是回顾以下原则的好时机：
当债务相对于偿债所需的货币数量过多时，政府往往会被迫打破承诺，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a）增加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b）减少债务（如通过债务重组），和/或（c）限制硬通货（如黄金）的自由流动。在这样的时期，人们会逃离“劣币”转向“良币”，而政府则试图阻止这种行为。这通常会导致政府禁止良币的自由流动。
显然，消除如此巨大的债务负担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当国家处于类似境地时，会使用各种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极端且难以想象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这些极端行动包括冻结债务支付、没收敌对国家资产、征收惩罚性税收和实施资本/外汇管制、债务违约/延长期限，以及改变流通货币类型（通过与黄金等硬资产脱钩或创造新型货币）。
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我确实想指出，这些激进变革是由比唐纳德·特朗普更为传统的领导人实施的，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虽然此时我认为这些多数是出现概率较低的事件，但我确信无论如何，领导人必须妥善管理债务供需问题。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些极端行动带来的风险，并随时关注局势变化。在我看来，最好的方案是采用我的“3%三部分”解决方案，同时配合一个“和谐的去杠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缩性去杠杆化方式（如财政紧缩和债务重组）与通胀性去杠杆化方式（如货币政策宽松和债务货币化）达到平衡。无论如何，为支撑非生产性人群过度消费而借入远超偿还能力的债务的时代即将结束。展望未来，主要目标将是同时提高生产力和减轻债务负担（这也将降低债务和货币的价值）。
如上所述，美国和大多数主要国家现在可能处于短期债务周期的2/3左右的位置。从实际和名义经济增长、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来判断，这使它们接近均衡水平。始于2022年3月的货币紧缩结束了美联储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免费大量提供货币和信贷的最后一个模式。从2022年3月或其前后开始，美联储和大多数其他央行从（a）对借款者—债务人有利、对贷款者—债权人不利且具有通胀性的货币政策，转向（b）略微紧缩的货币政策（按照我的衡量标准）。由于这种紧缩以及供应链问题的缓解，通胀率降至现在略高于其既定目标的水平，这导致这些央行逐步放松政策。大多数国家现在处于一个新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央行实施相对中性的货币政策，各国情况相对温和但有所不同（例如，美国的经济增长更强劲，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较弱），不过英国、法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正在遇到本书前面所描述的那种政府债务供需问题。总的来说，仅从通胀和增长率来判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现在看起来大致合适，即对贷款者—债权人来说足够高，但又不会高到给借款者—债务人带来太大问题。但考虑到本书所解释的财政供需动态，按照我的衡量标准，这些利率还不够高。
此外，由于当前正在发生的颠覆性变化，这一切对不同行业的公司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影响——事实上，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过去几十年，尽管债务增加，但偿债成本并未升至新高，主要原因是利率从1980—1981年开始下降，直到最近才有所回升。由于实际偿债支付的变化滞后于利率变化（因为固定利率债务的利率在债务到期前不会上升），我们应该预期偿债支付将继续上升，以赶上当前的利率水平。根据截至2025年3月撰写本书时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数据，美联储目前的货币宽松政策并不合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全球本质上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将如何实施一种对大多数人有效的货币政策。我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使美联储面临更多的批评和干预。鉴于当前形势和历史经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最近的短期债务周期紧缩与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由于政府向私人部门进行了一次人为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政府现在承担了大量债务并大量借贷，以支持私人部门），私人部门目前财务状况良好，而政府部门则面临财务问题。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3个主要储备货币经济体——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中央政府一直在大量借贷，以向家庭进行转移支付。这种做法正在损害这些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以本研究所描述的方式对这些政府构成了威胁。换句话说，近年来，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恶化，以便家庭和企业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这为私人部门创造了更安全的环境，因为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必过多担心债务问题、资金压力或市场损失。
第二个使这一短期债务周期不太典型的方面是，私人部门的状况表现为公司之间存在着异常大的差异。2022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对某些行业的打击比其他行业严重得多，而技术、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更具体地说，在最近的短期债务周期紧缩中，过度杠杆化、资金短缺、对利率敏感的公司以及它们的投资者受到了打击，而资金充裕、对利率不敏感、财务状况稳健的公司以及与其相关的热门科技公司和它们的投资者则表现优异。此外，尽管政府向私人部门进行了财富转移，但财富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后60%的人口处境艰难，而前1%的约300万人受过良好教育，是繁荣领域的重要贡献者，在工作及其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一现象在大量独角兽公司中最为明显，它们正在推出令人惊叹的新产品，提高生产力，并以极快的速度创造着（纸面上的）亿万富翁。
根据我的衡量标准，两三年后同时发生债务紧缩和经济衰退的风险相当大。
市场会如何？
在研究市场的时候，从以下这一原则入手会很有帮助：
当前总有一个最流行的投资主题，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它。它反映在价格中，但注定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这些主题通常是基于对过去事件的简单外推和情绪因素的混合。此外，大多数投资者通常不会考虑市场价格。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认定那些曾是绝佳投资的标的（如一家业绩出色的公司）就是好的，并且没有对其价格给予足够的关注，尽管其价格（无论便宜还是昂贵）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想通过买入他们认为会上涨的资产来赚钱（而非押注资产价格下跌），而且他们还常常使用杠杆。
在我于2025年3月初撰写本书时，最流行的投资主题是，我们应该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的总体情况很好，人工智能公司非常出色并将使事情变得更好，而特朗普政府将改善现状，因为存在许多需要改变的低效和弱点。他将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采取了一种强势、务实、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的手段，并且他正在与埃隆·马斯克合作，后者在发明卓越产品和改变世界方面有着惊人的表现。通过总结这一主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展示了其“美国例外主义”。
我认为这种关于“美国例外主义”的迷思有其道理，但与此同时，根据我的衡量标准，它现在已经充分反映在价格中，并且未来可能还存在其他重大问题。更具体地说，我毫不怀疑美国在拥有一个完善体系方面是卓越的。其特点如下：
1.创新。
2. 发达的资本市场，为追求利润的明智冒险提供资金（这通常会自然产生成本效益和适者生存）。
3. 完善的法律体系，其中大多数人了解游戏规则，分歧可以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从而在财富和权力等关键绩效指标上取得卓越成就。
与此同时，这一制度在教育水平、生产力、收入、财富、权力和机会方面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些差距极难纠正，并威胁着国家的长期健康。债务相对于需求过多的重大问题几乎肯定会导致货币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将改变货币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而这种变革要么会在危机爆发前为了预防危机而出现，要么就是作为对危机的应对措施而产生。从宏观层面来看，尽管每一次债务危机的具体演变过程各不相同，但与其他在货币贬值时不会丧失购买力的财富储存形式相比，持有债务资产（如债券）几乎总是会变得相对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周期第五阶段，国内债务/经济状况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力量、国际地缘政治力量、自然现象以及科技变化的极大影响。目前，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内部政治和外部地缘政治冲突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例如，本土化、友岸外包和其他确保关键供应不被外国敌人切断的形式，已成为比成本效率更重要的经济政策驱动因素。这是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它代价高昂，并且通常会导致更多的债务。同样，各国财政对内部政治和外部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也比上个周期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就新兴国家而言，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在克服障碍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迅速发展的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大多数其他东盟国家，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另一类是进一步落后的国家（例如，贫穷且秩序混乱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资金非常少且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从逻辑上来说，并且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那些财政实力雄厚、秩序井然且在地缘政治上相对中立的国家，因为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具回报性的体制而发展得最好，并且还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是因为我依然坚信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尽管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且许多国家领导人保护本国利益和加强管控的意愿也在增强，但与10年前相比，我看到了更多的全球化商业合作活动，来自不同国家、拥有资金的人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开展合作。参与其中的人具有很强的跨国属性，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迅速加强。这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贯穿了整个历史进程，并且正在加速发展。
2. 内部秩序和混乱的力量
对于目前处于短期政治周期的哪个阶段，由于唐纳德·特朗普和共和党在2024年选举中以足够大的优势获胜，避免了关于谁获胜的争议，美国实现了有序的权力交接。适用于这种过渡的原则如下：
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初，如新总统上任的前100天，通常会有一段蜜月期，并伴随着极大的乐观情绪。此时，人们对重大变革和巨大改善充满期待，而现实和对新领导人在塑造和处理这些变革方面的批评尚未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为了当选而做出的重大承诺通常变得难以兑现，坏事也随之发生，失望情绪开始蔓延，批评者和敌人变得更加大胆，领导人的支持率逐渐下降。这一切都使得保住权力的斗争变得更加艰难，而这往往会导致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更加极端的行动。
新政府成立才几周，说唐纳德·特朗普想独揽政策制定大权，而不是采取经典的“跨党派合作”治理方式，这应该并没有争议。这种对抗性的方式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冲突加剧的一种延伸。图19—2展示了两种衡量美国国内政治冲突的方式，表明其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其显示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相对于过去的变化。根据这一衡量标准，他们变得更加极端，而且彼此之间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虽然我不确定这是否完全正确，但我认为大体上是对的。
图19—2 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
此外，国会中普通议员按党派投票的比例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继续体现在跨党派妥协和达成协议的意愿降低上。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分裂已经变得深刻且顽固（见图19—3）。
图19—3 国会议员按党派进行投票的比例
事实上，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并且在不同的国家中程度不同，表19—1捕捉到了这一点。它显示了在许多国家中，越来越多接受调查的人表示，支持不同政党的人之间存在非常强烈或较为强烈的冲突。
表19—1 认为在自己国家中支持不同政党的人之间存在非常强烈或较为强烈的冲突的比例
图19—4显示了自1900年以来全球政治两极化的平均水平。
图19—4 全球政治两极化指数
这些只是反映内部冲突加剧的众多指标中的一部分。显然，人们在生产力、财富和价值观上的差距扩大，以及对民主制度运作方式的不满情绪增加，导致了更多的民粹主义冲突，并催生了类似于1905—1914年和1933—1938年的政策。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冲突时期往往是向更专制的政府形式过渡的时候。
当民主制度失败时，专制制度便会取而代之。
在各个国家内部，极右翼、温和中间派以及极左翼之间的民粹主义冲突正日益加剧，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转变（大多是向极右翼方向转变）以及由这些转变引发的革命性变革。在这样一种多劳多得、不劳无获的环境中，生产力最低下的人和最贫穷的人将遭受最大的痛苦。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这种情况通常会带来具有威胁性的后果。
在混乱时期，金融、政治和军事力量比法律更为重要，而专制制度通常比软弱、混乱的集体主义更为有效。我们现在正在目睹这部充满戏剧性的电影的高潮：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团队掌控美国，试图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来扭转其衰落。他试图通过重建美国的竞争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国家、行业和公司的领导人，以及广大民众都在努力超越他人。这种竞争现在已经激烈到了一个程度：竞争者甚至愿意消灭对手。
正如历史所示，从民主制度向专制制度的权力转移通常是在民主框架内有序进行的，因为人们厌倦了制度失效，并希望将权力交给一位能够掌控局面并使其有效运转的领导人。显然，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发生。但同样，在权力转移之后，新领导人在重大冲突时期总是会采取措施巩固权力（更专制的领导人会更为强硬地这样做）。由于反对派仍然能构成威胁，因此必须加以处理，以削弱其威胁，这很可能是通过领导人和执政党越来越多地控制法律来实现的。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了这种情况，即通过总统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如既往，当行政领导人的意图与三权分立政府其他部分（司法和国会）的意图发生冲突时，我们将看到这会走多远。
我们应该预期，各派系之间，尤其是总统/行政部门与政府其他分支（特别是司法部门）之间，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将会有更多的斗争——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其他形式上的。这些斗争将明确谁真正拥有权力。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权力极限测试战中，司法部门将失败，因为行政部门对执法权力有更大的控制。事实上，司法部门属于行政部门，因此受总统控制。执法权力包括军队、国民警卫队以及州和地方警察，总统控制前两者，而司法部门则无法控制任何执法力量。因此，唐纳德·特朗普下令撤销针对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案件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应该预期会有更多的权力斗争。我毫不怀疑总统将在大多数斗争中获胜。
不同的人对这种领导方式是好是坏有不同的看法。在第8章中，我描述了强势的CEO和煽动者所采用的管理方法可能难以区分，因为两者都是掌控局面并做出激进变革以实现重大改进的人。唐纳德·特朗普显然就是这种情况。特朗普是煽动者吗？根据柏拉图的定义，煽动者是通过迎合民众的情绪、恐惧、偏见和欲望来获得权力的政治领袖，通常使用操纵性言辞。煽动者通常会激起民粹主义情绪，承诺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往往以牺牲真相或理性讨论为代价）。问题在于制约机制是什么，以及特朗普会将事情推进到什么程度。与CEO不同，美国总统没有董事会。是否存在有效的监管者？如果有，我还不清楚他们是谁。
当我说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与20世纪30年代极右翼国家使用的政策非常相似时，这不应引起争议。可以说，他通过绕过政府其他分支来最大化总统权力的尝试，类似于安德鲁·杰克逊（右翼）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左翼）的做法，尽管他比他们更为激进。我们将看到他会将事情推进到什么程度。在典型的历史案例中，在重大冲突时期，激进的领导人会通过威胁和破坏性行为、修改法律来赋予自身特殊权力，还会通过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来制作亲政府的宣传内容，从而努力铲除反对派。如果与内部或外部对手的冲突变得严重，那么针对反对派的法律和惩罚措施将会实施。
就特朗普总统所推行的旨在节省成本的政府变革而言，这些举措是非常激进的，而且为了取得成功必须迅速推行。然而，这些削减措施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许多会因此受到伤害的人将进行反抗，而且一些宝贵的支持体系也会被削弱或废除。例如，我的妻子致力于帮助那些住在最贫困社区的学生，他们生活穷困，营养不良，依靠学校的午餐项目来维持生计，而这些项目即将被取消，这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续影响。在思考这些激进变革实施后的未来图景时，像这样的后续影响是必须考虑进去的。
记住，要想取得成功，制度就必须为大多数人创造适当的生活条件。 这种情况会发生吗？美国的挑战在于，教育、家庭和社会系统中一直存在深层次和普遍性的腐朽，导致许多孩子未能成长为有生产力、文明和健康的人。这是一个多代际的问题，几乎不可能解决，尤其是在领导层分散且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并且生活富足。更确切地说，最顶尖的那1%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是机器）正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加上协助他们的接下来的9%的人共同构成了最顶尖的10%且做得很好。接下来的30%的人情况一般，而最后60%的人的处境则非常糟糕，也就是说，他们是净消耗者，而非净贡献者。（平均而言，他们的阅读水平不到六年级，获得的公共援助支付比缴纳的税款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旨在通过将更多的资金、权力和自由转移到最具生产力的人手中，来提高生产力。这将会产生一些次生影响，而这些影响是所有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成员，都应该考虑的。要治理一个长期管理不善、陷入混乱的国家并非易事，而且在民主制度走向分裂的当下，还要让民众始终满意，这就更难了。我建议定期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60%的人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感受。
3.外部秩序和混乱的力量
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秩序正在以大周期这一阶段的典型方式发生变化，即从一种更合作的、追求共同利益（如贸易）的多边世界秩序，转向一种更对抗的，通过大胆使用金融、政治和军事力量追求自我利益的单边世界秩序。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这是大周期中向专制、对抗性领导转变的部分。正如第五阶段的典型特征以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正在经历一种局部变得更加暴力（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以色列对伊朗及其代理人）但尚未在全球主要大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暴力冲突的大战。
在这个阶段，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弱势帝国应该感到担忧。谁是弱势帝国？特朗普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包括欧洲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欧洲是软弱的，容易成为猎物，俄罗斯可能会成为欧洲的敌人，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不保卫欧洲。此外，所有人都知道特朗普是极右翼，因此他倾向于让美国与那些极右翼且有能力战斗的国家结盟，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民众和各国做他想让其做的事情。这正是推动新世界秩序重塑以及由美国领导的“同盟国”一方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在大周期的这一阶段，联盟关系往往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改变，胜利比忠诚更重要。例如，在二战中，德国和俄罗斯迅速从盟友变为敌人。我们应该预期联盟关系会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迅速变化。同样，我们可能会发现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比欧洲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大周期的这一阶段，这种难以想象的变化经常发生。我们很快就会学到很多。
就美国和中国的大国冲突而言，美国相对衰落以及与中国的冲突在增加，这是客观上无可争议的。图19—5清楚地显示了我对综合国力的衡量（包括我对21种国力的衡量指标），以及对美中冲突强度的评估。这表明大国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在起作用。
图19—5
特朗普总统正试图扭转美国的相对衰落，同时美国和中国显然处于一场尚未升级为军事战争的冲突中。目前（2025年3月初），我尚不清楚中美关系，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国际关系将如何发展。
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之间会发生军事战争，因为双方都知道这将导致相互毁灭。我认为，中国唯一可能发动战争的情况是其主权受到真正威胁，包括台湾问题。此外，我认为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会发动战争，除非面临生存威胁。与此同时，我可以想象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适当的条件下，以高价谈判台湾问题。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是强人领导大国，并将定期进行谈判。双方都希望避免军事战争和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同时也都希望消除对方作为威胁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美中双方的任何一方赢得战争的唯一途径是，秘密研发出一种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技术，这种技术在投入使用时不会引发对方因无法承受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这样一来，仅仅向对方展示这种技术就能使其以某种形式投降。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曾多次发生。这有点儿类似于当年秘密研发原子弹，然后通过对广岛和长崎的袭击向日本展示其威力。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我确信中美两国都在努力研发那些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且仍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
双方都不相信中美关系会回到过去的样子。尽管双方都不希望爆发军事战争，但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其他类型的战争，包括外交、网络和贸易战，其正在严重威胁和伤害对方。
尽管如此，我打赌中国将尽量避免在其区域外参与公开的地缘政治主导权争夺，同时（a）采取行动建立可以用于回击那些伤害它的国家的强大力量，（b）推动实现中国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这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主席希望在其有生之年实现的目标。出于这些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我是台湾人，我会担心台湾被美国当作谈判筹码，以换取大陆的重大让步。当然，这样的交易必须消除美国因中国统一而可能面临的半导体芯片脆弱性。我还预计中国将继续利用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在“全球南方”建立重要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适合其价格极具吸引力的制成品和建筑公司。
尽管各国政府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但世界各国、投资者和商人的相互依赖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投资和商业交易也比以往更加国际化。因此，国内发生的事情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反之亦然；经济领域所发生的情况对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反之亦然。这对政策、投资和商业产生了影响。例如，为了赢得科技战，各国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涉及芯片生产、数据中心投资与建设、电力生产、技术禁运、制裁、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及反向CFIUS关税措施、全球人才引进等领域。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各国领导人的务实程度，他们及其对手将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以及在困难时期如何有序和明智地管理事务。我的观点是，国际投资和商业交易将变得更加容易，数量也会增加。
请记住，虽然这是我对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看法，但我对任何事情都不确定。
4. 自然力量（干旱、洪水和疫情）
我们绝不能忽视自然力量及其影响。正如我在第8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纵观历史，自然灾害夺去的生命比战争更多，摧毁的秩序比其他4种力量的总和还要多。在未来几年，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很可能会增加，并且代价高昂。鉴于世界主要国家目前债务沉重且面临其他需求，几乎没有什么措施会主动预防和应对自然环境变化带来的高昂成本。但无论如何，代价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要么是为了预防损害而投入资金，要么是在因酷热难耐的天气、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健康问题、海洋遭到破坏（这会改变洋流和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物种灭绝以及未来数年可能发生的许多其他情况而造成损害之后花钱去修复。这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适应这些变化。对那些正深受气候变化影响却又没有足够资源来应对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可能会导致国内冲突和人口外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就像我们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的移民问题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
5.科技力量/人类的创造力
尽管前4种力量的趋势似乎在恶化，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科技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并且在未来几年内还将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新时代里，机器思维将在许多方面对人类思维进行补充，甚至超越人类思维，就如同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劳动对人类劳动的补充和超越一样。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能够进行数学计算和存储信息的计算机工具的发明，靠大脑进行数学计算和死记硬背各种事实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又如同我们现在会通过谷歌（或类似的搜索引擎）来查找信息，而不再采用更传统的信息搜集方式一样，不久之后，当处于不同的情境中时，我们会向计算机寻求该做什么的指令，因为计算机能够更快地给出更好的建议。
在未来5年，我们将在大多数领域看到巨大的进步。创造出人工智能能力只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始。我知道，在我和桥水几十年来通过专家系统进行人工智能投资的领域，正在开发的机会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做决策的日子即将结束。我和桥水的其他人已经有投资决策的计算机化经历并利用了这场（进化性的）变革，因此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兴奋。
由于这些技术几乎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因此，那些运用这些技术的国家、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业绩水平将存在极大的差异。那些懂得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工具的主体将获得回报，而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主体则会受到惩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为投资和开发这些新技术所付出的成本而言，其能带来的收益目前还不明确。
美国和中国现在是设计这些强大新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它们的有效性将对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产生重大影响，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开发并受益于这些新技术。美国在研发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方面领先于中国，但在芯片生产方面处于弱势；而中国在先进芯片的研发上紧跟其后，在以更低成本生产较低端芯片方面领先，并且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部署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在这场竞赛中，双方肯定都会全力以赴，试图胜过对方，一方面会复制或借鉴对方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会努力保护自己已取得的成果。我始终牢记一个原则：总的来说，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奏效。 尽管那些核心机密（如当年原子弹的研发）或许能够被成功保护，但任何公开使用的技术几乎都能瞬间被复制。此外，法律体系在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做得不尽如人意。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应当认为，那些公开展示且备受青睐的优秀创意，大多会在约6个月内就被复制。
我还需要明确的是，人工智能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国家相对力量的重要技术。除了芯片和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还在许多其他技术领域展开了主要竞争，包括量子计算、基因编辑及其他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太空技术等。中国拥有全球40个最佳计算机科学项目中的20个，在技术竞争方面是美国的一个强大对手。
总之，我对可能发生的革命性进步感到非常兴奋和乐观，这些进步将来自富有创造力/实用精神的人与资本的结合，从而获得所需的资源（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在非常有利于取得进步的环境中运作。当然，新技术是双刃剑。例如，它们既提高了我们互相伤害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互相帮助的能力。正如图19—6所示，实际GDP和预期寿命呈指数级增长，这是因为知识的加速复合增长，这种增长应该会继续，因为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其复合增长。
注：以虚线表示的早期历史情况仅基于英国的经验。
图19—6
这让我们处于何种境地？
回到我最初的观点，我不知道的事情远比我知道的多，而在我撰写本文的2025年3月初，我正处于不确定性的最高点。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刚刚上任40天，其改变货币、美国政治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的重大举措才刚刚开始。与此同时，我也明白，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都会以与过去多次发生时相似的方式、出于相似的原因而出现，尽管会有当代的独特之处。所以，在我看来，这些秩序的变化很可能会继续遵循我所构建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基于过去的规律以及五大力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
展望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我相信非常强大的技术进步很可能不足以压倒来自其他力量的逆风。我通过观察自1985年以来我们经历的数字/计算机/互联网繁荣，以及当其他4种力量转为消极力量时那些伟大的发现和技术进步（如铁路、蒸汽机、电力、飞行）所带来的影响，得出了这一观点。我将这些案例作为参考，思考未来30年由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引入而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问自己这些先前的科技飞跃对生产力产生了什么影响。
更具体地说，我估计当今新技术的积极影响将是过去30年的约150%。根据我的衡量标准，这将使今天的技术革命成为对市场和经济状况影响最大的一次。但我的粗略计算也表明，这种积极力量不足以压倒债务、内部冲突、外部冲突、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等逆风。同样有趣的是，当研究其他发明创造高度活跃的时期，如工业革命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时，我发现当大周期的其他力量转为负面时，伟大新技术所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通常会被压制。因此，在我看来，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几种力量得到良好管理。
我相信，未来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现在到那时将感觉像是穿越时空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现实。许多现在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将会衰落，而那些现在处于低谷的将会崛起。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非常不同，其程度是我们无法预见的。
我也知道，应对这一系列情况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依据概率行事，进行良好的多样化投资，并坚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则。至于身处哪些地方最为有利，我认为是那些正确把握这些基本面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能对民众进行良好的教育，让他们掌握技能、具备良好的素养，并且能够身处一个充满大量机会的环境中，从而可以高效地工作和创造价值；这些国家的收入大于支出，因而拥有稳健的国民收入报表和资产负债表；国内秩序井然，而非混乱无序；被卷入国际战争的风险较低；遭遇自然灾害侵袭的风险也较低，并且能够从技术变革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拥有优秀的人力资本将是最重要的。
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最重大的力量是人们如何彼此相处。如果人们将面临的问题和机遇视为共同的，并且致力于在不互相伤害的前提下为整体争取最好的结果，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取得最好的结果。正如上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如今政府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妥善管理本国的债务和资金（美国可以将其财政赤字削减至GDP的3%，这将极大地降低政府债券市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同样地，如果那些掌握着权力杠杆的人能够很好地合作，那么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维护、自然灾害的应对以及对那些令人惊叹的新技术的管理，都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不幸的是，我认为，客观审视一下这些事情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不大。现实情况是，那些将大周期推至如今这般境地的事件，在大多数派别内部都留下了强烈的信念：对立派别的人正在伤害他们，而且如今已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战斗并赢得胜利的时候。而对立派别的人同样坚信，他们必须不计代价地战斗以获取胜利。我们从历史中得知，极端的派别主义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但愿这种情形能让人们产生忧患意识，并激励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改善现状，这让我想到最后一个原则：如果你毫无担忧之心，那就应该感到担忧；而如果你忧心忡忡，那么反倒无须过于焦虑。这是因为，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担忧会让你有所防备，而对这些问题毫不在意则会让你暴露在风险之中。
愿你找到有效原则，应对未来变局。
- 我不会在此进一步讨论我如何投资，但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投资方法，那么我建议你学习“达利欧市场原则”课程，你可以在principles.com上找到相关信息。
- 这一数据来源于瑞典哥德堡大学运行的“民主多样性”项目，该项目创建了标准化的全球数据库，其涵盖治理和公民社会的5个指标。
- 来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24—2025年度全球大学计算机科学排名。
- 如果你有兴趣关注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关键绩效指标，就可以在economicprinciples.org上找到我更新后的国家实力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