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1945年至今的中国大周期概述

本章将为你详细展示大周期在中国的演变历程，一直延续到当下。阅读本章大约需要15分钟。在过去40多年里，我在中国度过了不少时光，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包括与一些领导人的关系。我近距离见证了许多事情的发展，所以对我来说，中国的大周期就如同美国的大周期一样清晰鲜活。我认为这一章节很值得你花时间读一读。

为了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其大周期的背景下，我将概述自1945年新的世界秩序和中国国内秩序建立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并简要回顾这之前的历史。

1945年之前

我先请你看图15—1，它展示了从600年至今中国的大周期。图中显示了中国相对地位的粗略估计，使用了许多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描述的地位衡量指标。它展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周期浪潮。

通过研究这些周期，我发现它们与我在此项研究中提及的“大周期”模板高度吻合。我在那本书及同名动画视频中对这一模板进行了全面阐释。

图15—1 中国的大周期

在图15—2中，你可以看到中国从1865年（“百年耻辱”开始后26年）至今的大债务周期。这100多年的屈辱时期是外国势力羞辱和剥削中国的时期，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巨额债务累积起来，随后清除，然后再次累积起来。典型的情况是，债务的清除伴随着国内外战争（1945—1949年）；随后出现了新的秩序，债务又开始累积起来。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货币和债务不被认为是良好的财富储存手段，所以很难建立起信贷市场和其他资本市场。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债券市场的起步，中国开始构建自己的资本市场。因为我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所以我可以向你讲述与之相关的所有情况。

图15—2 中国总债务（占GDP的百分比）

虽然我不会深入详细讨论中国先前的大周期（包括百年耻辱时期），但我确实想提及它，因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外国势力以及当前国内外局势的看法。中国历史的这一部分深深烙印在中国领导人的心中，促使他们发奋图强，以确保中国强大到足以应对类似的事情。更具体地说，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试图在一个与美国无关的区域遏制中国。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评判中美双方观点的对错，仅客观陈述历史事实并呈现两种视角。

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干涉甚至比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所感受到的苏联对古巴的影响还要严重。因为在他们看来，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国“毫无争议且始终如一”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且台湾距离中国大陆仅90英里。中国领导人将台湾视为尚未完全回归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但随后的解放战争导致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在战败后退居台湾，维持其统治。联合国1971年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进一步强化了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期望最终控制台湾和南海部分地区。相比之下，大多数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和现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大且日益增长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威胁性，他们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亚伯拉罕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体系进行着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战争。美国和中国的一些人都认为，这场冲突将是最后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文化/宗教/经济甚至可能是军事战争。当然，中美关系是复杂的，这个故事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不会详细展开，因为这将偏离主题太远。我只是想明确指出，中国领导人的历史视角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我想指出，中国领导人深谙悠久辉煌的中华文明，他们对“大周期”有着异常清醒的认知。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50年里，中国实力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这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其实力已接近美国。因此，美国和中国已进入一个大国冲突时期。图15—3显示了我对1825年以来相对实力的综合评估，以及1963年以来的美中冲突指标。图中显示，在百年耻辱时期，中国的相对实力大幅下降，此后又大幅上升，现在已接近可与美国匹敌的水平。这导致美国、中国及其各自盟友之间出现典型的大国冲突态势。

图15—3

1945年以来

以下是我对1945年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的简要描述。

二战结束促成了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而1949年中国内战的结束则带来了新的国内秩序。

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严格实行封闭政策的共产主义国家，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在这之后，中国在经济、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

如第12章所述，中国经济转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根本上赋予了“改革”和“开放”更深刻的内涵，引入了更自由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引进外国人才和外资，使中国能够抓住新的机遇。他让“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致富光荣”等观念深入人心，并提出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崛起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强国。

从1984年至今，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在我们成为朋友共同致力于中国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得以从中国领导人的视角看待问题。

我从1984年开始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邀请前往中国。当时它是中国唯一一家“窗口公司”（之所以被称为“窗口公司”，是因为它能够以资本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开展业务往来）。他们向我咨询关于世界资本市场的知识。当时中国并没有什么钱，所以我也不是为了赚钱或是为了参与他们的市场而去的；最初我是出于好奇，之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因为我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并且我能对中国的市场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给了我宝贵的咨询经历和大量的乐趣，多到我不敢完整描述，因为那会偏离主题太远。现在我要描述的是通过我的经历所看到的视角。我见证了强有力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组合如何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以下阶段：

1.从一个典型的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到

2. 一个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

3. 发展其资本市场到

4. 形成典型的债务泡沫，进而导致

5.典型的债务崩盘，这种危机通常发生在那些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且债务人和债权人主要是本国公民的国家，再演变成

6. 典型的大国竞争。

具体来说，中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大周期生产力上升阶段，这使中国人民从极度贫困转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许多人和整个国家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与此同时，债务水平大幅增加，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泡沫。我目睹了中国的整个转变过程：中国从努力应对贫困和地缘政治劣势，到通过市场/债务改革和开放政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增长和地缘政治力量，再到如今必须应对这些更大的财富和地缘政治力量带来的挑战，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机会不平等，以及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冲突。

在邓小平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近距离观察到大周期是这样展开的：

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高生产力增长为世界提供了价格具有吸引力的制造业产品。

美国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喜欢以优惠条件获得这些价格有吸引力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因为中国将赚取的大量资金用于贷款给购买这些商品的美国人。结果，大规模的贸易和资本失衡出现了，美国制造业受损，这对美国而言构成了一个难以持续的经济/资本、内部政治以及地缘政治问题。

中国的收入、财富和实力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美国过度借贷并开始走向衰退。

2008年，美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使中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中国不确定其持有的大量债务资产能否得到偿还，同时也对美国的金融实力产生了质疑。我当时身处这一局势之中，不得不说，中国方面以得体且包容的态度应对了那场债务危机。

2008年，二十国集团召开了首次峰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与七国集团相比，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更能真实反映世界权力的转移和各国实力的变化。各国在峰会上同意采取强力刺激措施，因此中国和几乎所有国家都增加了信贷供应。这改善了经济状况，但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并使债务水平相对于收入水平上升。如前所述，在美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某些人群的经济困境导致民众的情绪发生转变，他们开始将就业损失归咎于中国。那些受到最大不利影响的美国工人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他们后来成为唐纳德·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同时，美国企业抱怨它们无法在中国公平竞争，并指责中国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中国的技术和实力持续增长，使其有资源发展经济，增强地缘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进而变得更加坚定自信。

2013年，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新一届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推进经济改革和消除腐败。由于我的专业知识以及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我有机会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政府在最高领导人任命后的重大规划会议）的相关讨论。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开放和充满协作的环境，在那里，关键问题得到讨论，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发现关于如何消除腐败和推进改革的讨论都很真诚且富有成效。新一届领导人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和热情来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我很高兴能够提供帮助。

推进经济改革意味着使其现代化并更加市场化。例如，当时五大银行主要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都隐含着政府担保，政府可以通过印钞来保证，而小型和中型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领导层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他们寻求发展资本市场，改善借贷和投资渠道。我深度参与其中，因此看到了负责人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我发现习近平在第一个五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a）对外部思想持开放态度，（b）强烈希望通过市场化推动经济进一步改革，并采取行动建设和改革资本市场，（c）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消除腐败。

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以许多衡量标准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我1984年第一次访华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0倍，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2年，贫困率从81%降至不到1%。

同时，从2009年开始，中国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和企业等领域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这在当时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也导致债务加速增长，并引发了中国如今面临的债务问题。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该政策引发了与养老金和养老护理相关的财务问题。此外，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驱动的经济运行模式容易引发企业的非经济性竞争，这也会导致企业出现债务问题。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财富不断增长、在地缘政治上坚定“中国主张”，中国对其他国家来说变得更具竞争性。在这个时期，美国人开始将他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并将中国视为一个更大的威胁。

由于美国中产阶级就业岗位流失——这被归咎于中国进口商品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日渐展现的大国自信，美国人对中国的情绪钟摆从正面摆向了负面。当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执政，而习近平于2018年开始第二个任期时，大国冲突正式开始，最初以贸易谈判的形式出现，随后演变为实力较量和一种“冷战”形态。在当时，中国领导人已清楚地意识到典型的大国冲突正在显现。一位中国领导人跟我说过，中国领导层无意改变关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的世界秩序。这位领导人认为，世界秩序的改变和对多边主义的威胁，反而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方针的结果——这种方针将美国利益置于全球共同体之上，并将遏制中国作为首要任务。而另一边，俄罗斯和中国却因为有美国的威胁而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随后，新冠疫情暴发。同时，中国的债务泡沫和贫富差距扩大，与美国的关系恶化，这让典型的债务/金融、内部秩序、外部秩序，以及自然力量等风险因素汇聚在一起。另外，台湾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中国当前正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1）在转向更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共同富裕”政策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债务问题；（2）多种国内问题凸显，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巨大挑战；（3）与美国的国际冲突加剧，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中国在这些变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可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处于一场科技战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输不起。与此同时，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科技驱动的制造业方面，能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而占世界人口85%的新兴国家正成为中国的重要新目标市场。

在我写这段话的2025年3月，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刚刚上台执政，美国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重大债务问题；（2）国内冲突导致采取更严格的半专制政策来压制反对派及其左翼政策；（3）与中国及其盟国的国际冲突加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从全球领导者转变为“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参与者；（4）气候变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5）美国处于一场科技战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输不起。

所以，我们现在正看到这两个大国的对峙，这种局面很像20世纪30年代世界处于大周期类似阶段时的情况。当前，贸易战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中国和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将再次检验这两个大国及其截然不同的方式和体系的相对实力。这两个大国现在正处于对峙状态，所幸其还没有演变成军事对抗。我认为，这将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国冲突。多年前，一位中国领导人向我解释了双方在战争方式上的差异——西方国家遵循地中海式的战争方式，即正面对抗，而中国则采用更加微妙的计谋的方式，这与约2 500年前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描述的方式一致。通过我多年来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我了解到了这些影响中国领导人处理国内民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永恒原则的力量。

中国与五大力量

在这个极其简要的总结中，我将根据五大力量模板来审视中国发生的变化：

债务/经济力量导致中国的债务相对于收入水平上升，不过在2009年之前，债务相对于流动资产的比例并未上升。随后，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房地产债务开始增长并形成泡沫，该泡沫在2021年破裂，从而开启了去杠杆化进程。与日本类似，中国债务大多以本币计价，这使其有望实现日本未能达成的“和谐的去杠杆化”，尽管目前在我看来，中国应对速度迟缓，且其当前所处的大债务周期阶段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高度相似，最终成效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中国在创新领域仍保持着极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这些领域完全未受债务问题拖累。

内部问题力量让中国的多种内部问题层出不穷，政府也会加强控制和监管，这会减缓决策过程，也会影响资本和人员流动，而且这些内部问题会促使中国的政策发生变动，这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影响经济发展。

外部冲突力量导致了与美国的典型大国冲突，损害了贸易、资本和人员流动，并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准备和风险。

自然力量表现为干旱、洪水和疫情，这些代价日益高昂。但同时，中国利用其卓越的创新能力、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和先进的制造能力，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成了世界上最具成本效益的相关产品的生产国，这是另一个故事，我在此不做展开。

科技力量使中国和美国在多个新技术领域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是在高级人工智能方面。虽然在最先进芯片的开发方面，中国似乎落后于美国，但在低成本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机器人技术）方面表现出色。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简言之，近年来五大力量中的四个（债务/经济力量、内部问题力量、外部冲突力量和自然力量）对中国的威胁都在不断加剧，而第五个力量——科技力量则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中国有落后于美国的领域，同时在某些领域又领先于美国。在第四部分，我将告诉你我对未来的看法。

附录：图解中国的大债务周期

现在我要给你们展示的一系列图能很好地呈现中国的债务状况，但我不会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进行更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在目前来说会偏离主题太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债务都得到了妥善统计，所以这些图只是为了大致说明情况。

如图15—4所示，中国正处于大债务周期中这样一个阶段：非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已变得过重并成为一个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出手加以管控。幸运的是，中国的大部分债务是以本币计价的，而且大多数债务人和债权人都在国内，这种情况更有利于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管理。然而，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并非一种被广泛持有的储备货币，所以它不是一种有效的财富储存手段。在理想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既要有能力又要有勇气迅速实现“和谐的去杠杆化”。但是，如前所述，这种调整最初是痛苦的，因为会导致巨大的财富转移，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就只是转移了债务负担，加重了中央政府的长期债务负担和/或严重削弱了货币的价值，从而对资本市场造成巨大损害，并进一步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下一章关于日本的内容，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商界人士）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图15—4

如图所示，即使中国经济表现低于预期，其债务仍在创新高。这也是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发展模式。

如图15—5所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10年期债券收益率相对于公布的1年期和3年期平均整体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商品以及所持投资项目方面的实际通缩情况比此处所显示的更为严重。其次，实际债券收益率约为0.5%，因此（a）在正常环境下，这些收益率相对缺乏吸引力；（b）但对一个资产价格不断下跌、处于通缩状态的经济体而言，它们仍具有一定吸引力；（c）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与美元债券市场的利率相比，它们又相对缺乏吸引力。最后，名义上的政府债券利率正趋近于零，所以可能不得不采用其他“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图15—5

如图15—6所示，收益曲线（截至2025年2月下旬）出现倒挂，这使得现金在当前时期相对具有吸引力，进而导致人们倾向于持有现金，从而产生了“推绳子”效应。我之前在第一章中已经阐述过我对此的看法，所以在此不再赘述。同样，各种衡量流动性的指标（例如，社会融资规模总量、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持续上升，但实际经济活动并未出现反弹 ——这是“推绳子”（货币政策失效）的又一个迹象。

图15—6

虽然之前的图聚焦于中国的债务问题，但在本章结尾我想明确以下几点：债务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处理不当，即未能“和谐的去杠杆化”，那么它可能会像曾经困扰日本经济那样，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不过中国是有能力做到“和谐的去杠杆化”这一点的，因为中国的债务是以本币计价的，而且大多数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是本国公民。然而，我想重申的是，中国经济中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受债务负担影响的领域，这些领域正在创新发展并蓬勃兴起，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它们肯定都具有发展活力。此外，目前中国的资产价格非常低廉。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若能研读下一章的日本案例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将会受益匪浅。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在我的网站economicprinciples.org上，你可以看到更多有关中国经济指标的细节。
一条永恒的指导原则是实现“大同”（“大”意为广大、普遍，“同”意为共同、和谐），其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大约孔子所处的时代）。它描绘了美好的事物应如何为所有人共享，统治者的治理应当为了公共利益，而非为了自身利益或任何团体的利益；资源应当公平分配，人们应当和谐相处。这些都是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实现的关键要素。他们是如何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儒家思想（这是一系列通过明确的等级制度和道德领导来实现和谐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思想体系中，领导者将社会的福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并将教育、精英统治、家庭、优质的人际关系以及家长式治理作为优先事项；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其二，法家思想（其强调非常严格的法治和实用主义重于道德观念；它形成于公元前250年左右）。我了解到，将中国当作一个有等级秩序的大家庭来治理是很重要的（例如，中文里“国家”这个词是由“国”和“家”两个字组成的）。影响力稍小一些的是道家思想，其强调和谐以及万物的本质；还有佛教思想，其强调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倡导接受事物的本然状态，并认为物质主义缺乏价值。通过了解这些原则，我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以及中国的治理方式。例如，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共同富裕），以及为什么他们需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并忠诚地追随领导者（他们认为这是维持秩序所必需的），除非领导者辜负了他们，而这将表现为巨大的混乱，进而导致领导者被推翻。我还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与他们的信仰相悖，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都体现了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会使人们四分五裂，导致不和谐与混乱。我并非在对中国的治理方式与美国的，或者更宽泛地说，与西方的治理方式进行评判，只是在我看来，人类一直在权衡它们各自的优缺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优缺点），并且在有记载的历史中，人类一直在不同版本的它们之间来回摇摆。我还认为，中国人关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核心价值观，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相似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高，而且当资本主义走向极端时，这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我也知道，在实现繁荣，包括广泛的繁荣方面，资本主义比其他方式要有效得多，尽管这种方式往往以一种大周期的模式运行，导致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全面审视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
中国没有通胀挂钩债券，所以这里我展示的是基于名义收益率和市场10年通胀预期来估算的实际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