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1971—2008年的法定货币与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

货币体系于1971年8月的崩溃改变了货币的价值及其运作方式，即与黄金挂钩的体系被法定货币体系取代，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利率来刺激或抑制债务/信贷/货币的增长。我将这种类型的货币体系（通过利率变化来管理法定货币的体系）称为MP1。我之所以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是因为它们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人们理解这些差异至关重要。MP0与MP1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MP1类型的货币体系中，（a）贷款者—债权人向借款者—债务人提供的货币和信贷数量主要由货币成本（利率）驱动，且（b）其不受硬通货（如黄金）挂钩的限制。因为货币和信贷供应没有受到约束，加上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的美联储也倾向于顺应这种情况，这样的政策改变最终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滞胀”。

1971—1982年：滞胀与紧缩政策以及从政治左翼向政治右翼的转变

在1971年至1982年的约10年中，为五大力量的周期如何相互关联从而形成整体大周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一时期，大债务周期受到了政治和全球冲突的大周期的影响，并反过来推动了这些周期的发展。

我们将从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开始探讨。当尼克松总统终结了MP0并转向MP1时，中央银行与中央政府利用制度约束的减少，开启了货币扩张进程。1971—1981年底，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00%，而包括部分银行账户和现金工具在内的更广泛的货币供应量（称为M2）则增加了180%。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上涨了约140%；股票上涨了约30%，而黄金价格则上涨了约10倍。按实际价值计算，股票价格下跌了45%。当然，债务人受益了，因为他们可以用数量更多且贬值更多的美元来偿还债务，而债权人则遭受了损失，因为别人承诺要还给他们的钱贬值了。在那10年，持有10年期美国国债的投资者按通胀调整后的价值计算损失了约40%，而持有Baa级企业债券的投资者，其获得的回报率按通胀调整后略为负值。换句话说，从1971年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联储通过大量增发货币和信贷来应对债务危机，这极大地减轻了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但让债权人的购买力大幅受损，起到了鼓励借贷、抑制放贷的作用。这10年债务货币化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明白了在各种市场中创造资金的必要性，并获得了相应的能力。我认为，如今那些只生活在权益类资产能带来正实际回报的环境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只想着买入权益类投资产品以获取丰厚的实际回报，这是一个错误。

今天的美元与1945—1971年的美元的最重要区别在于，自1971年以来，现今的货币是法定货币。这意味着美联储（由于美元是世界主导的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美联储实质上是全球的中央银行）可以比过去更自由地创造货币和信贷。其他中央银行也可以这样做，因此这影响到所有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由于前文解释的原因，这是政府减轻债务负担和没收财富最简单和最隐蔽的方式。顺便说一下，法定货币体系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因此研究过去的法定货币体系可以获得关于其运作方式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当前所处的债务周期发展提供线索。

尽管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体系在1971年崩溃，但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其他大多数方面仍然是世界主导力量，且大多数世界贸易和资本交易仍以美元进行。因此，美元依然是全球首选的货币，各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仍倾向于将其作为储蓄手段，尽管它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财富储存工具的表现极为糟糕。

1971—1982年，成为借款者—债务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1971年8月开始的大幅贬值立即带来了通货膨胀效应。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也在塑造这一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更具体地说，1971年与黄金脱钩后的大规模货币政策宽松引发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1973年，大英帝国和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中东地区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由于更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供应（在这里指的是石油），中东国家趁机制造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钱的斗争。更具体地讲，当时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国家正在推翻控制它们的殖民主义者，并将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资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将“七姊妹”（七家主要石油公司）所拥有的大部分石油产业国有化了。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些事件导致油价大幅上涨。

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这取决于它们是从价格变动中受益还是受损。生产大宗商品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蓬勃发展，经历了由债务融资支撑的泡沫，与此同时，美国增发了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来为其债务提供资金支持。

自然而然地，来自欧洲、美国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美元开始流向新兴国家的大宗商品生产商，这催生了它们的债务泡沫。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量美元积存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这促成了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这些美元需要找到出路进行放贷。由于此前提到的货币贬值引发了全球性通胀，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因此向那些产出大宗商品的新兴国家放贷看起来很有吸引力。这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并最终形成泡沫，贷款者主要是美国、欧洲和部分日本的银行。然而，对大宗商品生产的大量投资最终导致了价格下跌，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货币政策收紧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即1971—1974年，货币供应宽松，通胀和经济活动双双上升，而石油出口国实施石油禁运，这导致油价和通胀进一步飙升。因此，从1973年底到1974年，美联储收紧货币和信贷，提高利率并导致收益曲线倒挂，这引发了市场和经济的严重下滑，最终导致了经济衰退。至此，这一短期债务周期宣告结束，而正如以往一样，一个新的周期随之开启。

接下来的周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经济衰退后的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促使经济活动加速，通胀也随之上升，同时，内部政治冲突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在伊朗，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被推翻，导致美国大使馆被占领，掌权者扣押了美国人质，这引发了与伊朗的长期对峙。这一事件不仅加剧了通胀，也使美国蒙受羞辱。图12—1展示了1971—1981年平均利率（90天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均值）与CPI通胀率的变化。如图所示，在20世纪70年代，利率的上升速度慢于通胀率，因此实际利率一直处于低位，甚至转为负值（最低触及-4%，而历史平均水平为2%）。这种相对于通胀率被人为压低的利率对债务人极为有利，却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进而刺激了借贷和消费，推动通胀率进一步攀升，利率也随之上涨，直至通胀恶化到必须采取行动的地步，最终引发了反向调整。你可以在图中清晰地看到两个短期债务周期。图中的竖线代表1980年1月。

图12—1

在图12—2中，你可以看到其他几种实际利率的表现形式。

图12—2 实际利率的衡量指标

与此同时，工人和工会的力量逐渐增强，这推高了工资通胀并挤压了公司利润。如图12—3所示，劳动力报酬在收入中的占比从1965年的68%上升至1980年的74%，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一现象既反映了伴随债务周期的政治周期，也对其产生了影响。

图12—3 劳动力报酬占私人收入的比重

人们已经忍无可忍了。高通胀、美元疲软、经济状况恶化、企业经营困难，再加上地缘政治危机，这样的组合对选民来说已经无法容忍。

债务/货币/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钟摆/秩序已经摆动到了极端，因此重大变革出现了，形势发生了逆转。几乎所有方面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具体来说，为了应对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1979年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其将货币政策从非常宽松转向最严格的货币政策和“自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水平（按照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说法）。同时，由于左倾政府领导下普遍糟糕的状况，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赫尔穆特·科尔和其他右倾领导人获得了控制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典型的、大致同步的债务/经济与政治波动，这种波动通常是因为民众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进而引发了其对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的不满。

图12—4展示了CPI通胀率（作为通胀的简单代理指标）、3个月和10年期利率的平均值（作为利率的简单代理指标），以及收益曲线（3个月期利率减去10年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简单代理指标）。你可以从图中看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个短期信贷周期，并可以看到下一个周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显现。你可以看到，为了对抗1980年左右的高通胀，货币政策大幅收紧。

图12—4 美国利率与通货膨胀率

除了货币紧缩、高实际利率和通胀下降之外，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劳动政策的转变也出现了。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和德国的科尔（均为温和的保守派）领导了针对劳动力通胀和工会的强硬斗争，削减了劳动收入在总收益中的份额，从而降低了通胀并提高了企业利润。这些保守派领导人还削减了收入和公司利润的税收，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地缘政治政策。

就在里根就职时，伊朗新领导层释放了人质，作为对里根发出的若不释放人质就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一威胁的回应。撒切尔夫人与阿根廷开战并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的起因是阿根廷企图夺取马尔维纳斯群岛，那是一群由英国控制的、面积狭小且并无特别之处的殖民岛屿。而里根则使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局势加剧，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美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强势举措改变了资金和权力的流向，以及几乎所有事物的方向。市场尊重实力，并喜爱利率下降、通胀率下降、实际利率高企、利润率改善以及税率降低的组合。这是资本家的福音。我清楚地记得政策的转变和情绪的变化，尤其是这些领导人愿意为做艰难的事情而战斗，即使做这些艰难的事情令人痛苦。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更多的是相反而非相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通货紧缩性增长的10年，发达国家的股票和债券价格强劲，而债务泡沫破裂，导致新兴国家出现典型的通货膨胀性萧条。

在这段时期，我深入了解了这些市场以及推动它们发展的环境，这让我获得了洞察力，能够识别出重大的投资机会以及阐释这一过程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一开始就完全理解这些大变动背后的所有机制。1982年，我曾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我预期这场重大的债务危机会给美国银行、股市以及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债务问题。我的错误在于未能预见到全球资金流动从新兴市场转向美国市场的力度会有多大，以及美联储和监管机构会如何有效地保护美国银行。这次失败给我带来了深刻而痛苦的教训，它让我意识到必须密切关注资本流动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不减少回报，以及如何保持谦逊。这次痛苦的经历，就像我其他的经历一样，最终变得非常宝贵，因为它教育了我，进而极大地提升了我和桥水基金在接下来30多年中的表现。

正如你所见，所有这些对内部政治、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市场和经济大变动，都是由债务/货币/资本流动所驱动的。正因如此，我决定成为一名资本流动领域的专家。

1971—1982年，是一个极为痛苦且非常典型的债务重组和债务货币化时期，其演进过程遵循了之前描述的典型模式。而随后的10年，则与这一时期截然相反，这也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1982—1990年：通胀下降、强劲增长与杠杆增加；从一场债务危机到另一场；仍以MP1运作

1979—1982年的货币政策变化将环境从有利于借款者—债务人（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情况）转变为有利于贷款者—债权人（如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图12—5至图12—9显示，这一变化降低了通胀率，从而降低了名义利率，同时，保持了20世纪80年代比较高的实际利率。这些图中的数据均已更新，展示了截至1990年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以便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有多么不同。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的通胀上升、名义利率上升和实际利率低企的货币政策举措，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通胀下降和相对较高实际利率的环境，这开启了一个长期利率下降的时期。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以及利润率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更像是相反的情况。它们对市场和经济来说几乎是理想的，因为强劲的增长伴随着通胀下降、利率下降以及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股市和债市的大幅上涨。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通胀大幅下降，利率的降幅和信贷紧缩幅度更大，因此，经济环境从对贷款者—债权人极为有利、对借款者—债务人极为不利，转变为对借款者—债务人略微有利、对贷款者—债权人略微不利。

图12—5 美国利率与通货膨胀率

图12—6 收益曲线

图12—7 美国利率、通货膨胀率与债券收益率

图12—8 美国实际债券收益率

图12—9 美国估算实际利率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述的紧缩货币和美元短缺（债务）条件推动美元持续走高，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该协议旨在促使美元贬值，而美元无论如何都会贬值，因为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对美元的巨大需求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些年里，利率和通货膨胀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当你亲身经历这些波动时，你会深切感受到其影响之巨大。但整体动态是清晰的（如图12—9所示）：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1980—1982年的货币紧缩政策，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随后名义利率也跟随通胀一起下降，但仍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实际利率水平。高实际利率对贷款者—债权人极为有利，而对借款者—债务人则极为不利。随后，当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名义利率也随之降低时，这对债券和股票价格十分有利，因为用于对未来现金流进行估值的贴现率下降了，而且更低的利率使得借款变得更加容易。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经济活动，再加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为美国市场和经济创造了一系列理想的条件。

但这些财富转移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那些持有高利率债务负债和债务资产的借款者—债务人，特别是那些用美元借贷但收入是本币的新兴市场借款者，以及那些向他们提供贷款的机构（尤其是美国跨国银行）。其经历的周期是典型的。高利率不仅使美元债务的偿还成本更高，还推动了美元走强。那些拥有以紧缩外币（美元）计价的债务负债和资产却无法自主印制美元的国家面临债务违约问题；而那些债务以可以自主印制的货币计价的国家，则因为印钞导致本币价值暴跌。换句话说，这产生了货币通胀（在能印制的货币中）和货币紧缩（在无法印制但需要偿还的货币中）。

20世纪70年代末的债务泡沫在20世纪80年代演变为典型的债务崩盘，当时的大幅紧缩政策导致了一场痛苦的去杠杆化，给各方带来了巨大的折磨。那些面临债务崩盘的国家，包括许多新兴国家，在这20多年里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债务周期，其中包括通胀性萧条，因为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导致以本币计价的货币和债务贬值，而无法货币化的外币债务则出现了通缩性违约问题。这一周期依照第二部分所述的模板展开。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导致了典型的“失去的10年”，这些国家出现了通胀性衰退，而向它们提供贷款的银行则进行了典型的债务清理。最终在1991年，债务危机以第二部分所描述的方式迎来了一个典型的结局，即本币债务贬值和外币债务重组。此外，在这一周期临近结束时，大多数负债过重的政府出售了政府资产，以积累外汇储备，并且将本币与美元挂钩，至此完成了它们的大债务周期。

当然，每个国家都经历了其自身的周期，我们将探究其中的一些案例，尤其是会在第15章和第16章分别探讨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这些变化以重要的方式影响了所有国家的大周期。

20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衰落、中国崛起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由苏联不健全的金融和经济体系所驱动的。具体而言，美国在资金和生产效率上远超苏联，因此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超越了苏联，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导致了苏联在债务、经济、货币、内部政治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全面崩溃，这一崩溃在1989年底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12月苏联的正式解体中得到体现。

1978年，中国开始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对塑造至今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的大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在此之前，中国的债务/信贷/储蓄/经济活动极为有限。中国通过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这一局面，吸引了外国资本家及其资金和人才。这一转变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中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贸易和制造大国，因为它能够以远低于其他地区的成本生产大量可贸易商品。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进一步探讨。由于我在中国的关系网和对金融市场的了解，我得以亲身参与并近距离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的重大转型。我将在第15章中更详细地阐述中国的“大周期”演变。目前只需指出，中国变得极其高效，以至于以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向全球输出商品，赚取了巨额资金，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出了大量资金，以便它们购买中国商品。因此，美国人获得了商品，而中国人则获得了美国人的债务。我仍在试图弄清楚，谁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上风，谁又吃了亏。

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重大发明包括笔记本电脑、锂离子电池、互联网、思维数字化、应用程序和DNA（脱氧核糖核酸）分析技术，同时，GPS（全球定位系统）、视频游戏机、微处理器和卫星电视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美国仍然是主要的发明者和投资者，而其他国家则是主要的生产者。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资本家支持的企业家所推动的科技发展力量，促进了互联网的开发，进而导致了1991年万维网的推出，并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互联网泡沫。这引发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当时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那种依靠债务融资、针对互联网奇迹的快速投机行为。

1990—2000年：更多的通货紧缩与杠杆增加，最终导致泡沫形成

简言之，与所有年代一样，20世纪90年代带来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意义重大，但如今回顾几乎难以记起的发展。我不确定是否给你提供了过多的细节。对我而言，在这些事件发生时，每一分钟都仿佛永恒；而如今我却难以回忆起它们，这让我得出了一个原则：在近距离观察时，一切似乎都显得更为重大。这一原则帮助我保持宏观视角，并在变化中游刃有余。

回顾过去，我很高兴看到自己在这些事件中应对得当，这要归于我所学到的知识，以及我在这项研究中试图传达的内容。我希望将这些事件置于大周期的背景下展示，以便你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问题，并理解五大力量如何运作及相互关联。简言之，我将重点说明的变化如下文所述。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充足的大宗商品供应导致商品生产商不得不以低价销售。更具体地说，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大宗商品生产的投资导致供应大幅增加，同时货币政策紧缩，那些持有美元债务的生产商受到挤压。这些因素导致主要的大宗商品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暴跌，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保持相对低位。这造成了流向大宗商品生产商的资金和信贷枯竭。典型的情况是，这些由债务/信贷/货币下行引发的重大金融/经济变化导致了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重大改变。例如，这些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强势美元的环境导致1986—1991年油价平均只有每桶20美元左右，这些极低的油价对苏联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并促成了其解体，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

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此期间，惊人的新技术得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Wi-Fi（无线局域网）、智能手机和电子商务，同时GPS、电子游戏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或许最具革命性的是人工智能的突破。如同所有大周期一样，这些重大发明伴随着债务和股权周期的推动（例如，蒸汽机和铁路的兴起便是如此）。在本轮周期中，早期的技术发展引发了市场狂热，最终演变成泡沫（1995—1999年）。这种泡沫经济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胀攀升，促使中央银行（此处是指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最终于2000年3月戳破泡沫。随之而来的市场和经济短期周期性衰退，通过信贷紧缩和经济下行抑制了通胀压力，这又促使美联储以经典方式重新放宽货币政策。

对具有高度竞争力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而言，这一全球化时代，加上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创造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繁荣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之后引来了一个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世界市场的时代，中国变得非常富裕，在金融和经济上变得强大。但也正如经典案例所示，经济繁荣产生了债务泡沫。1997—1998年，这一泡沫破裂，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尽管危机主要集中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但“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正如典型模式所示，这些债务/经济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相关国家的内部政治冲突。纵观这些危机的发展轨迹，无论是演变过程还是预警信号，都完美契合前文所述的经典周期模式。

在欧洲，各国需要作为一个经济整体运作，并达到足以与其他经济集团竞争的规模。同时，欧洲经济集团需要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主要的欧洲国家通过汇率机制将它们的货币联系在一起。因为各自独立的货币被捆绑在一起，但又保持各自独立的货币政策，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个汇率机制最终瓦解了。对那些理解货币运作机制的人来说，成了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交易机会之一，最终导致各国放弃各自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在1999年建立了统一货币（欧元）和一个央行（欧洲中央银行）。尽管要统一这些具有长期战争历史的不同且独立的民族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挑战，但主要的欧洲国家仍然选择了统一，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如果作为单独的国家运作，它们将无法成为具有生存力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力量。然而，欧盟仍然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联盟，其竞争力正在下降。

同样在这一时期，克林顿总统成功地将巨额预算赤字转变为预算盈余，因此这是值得铭记的诸多案例之一，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妥善处理事务。

2000—2008年：从泡沫破裂到去杠杆化，再到重新加杠杆，最终形成新的泡沫并破裂，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货币化

投资者通常会犯一个错误，他们认为优秀行业中的优秀公司就是优秀的投资标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关注当投资这些公司时需要付出的价格。当许多人都这样思考，并且大量借贷来杠杆化这些投资时，泡沫就形成了。泡沫通常在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利率上升时破裂。2000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债务/资产泡沫在2000年3月破裂，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约80%。更糟糕的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这开启了反恐战争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这两个事件（主要是第一个）都导致了短期债务周期的收缩。

图12—10清晰地展示了这些变化。在泡沫阶段（1），失业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股价则攀升至泡沫水平。这些情况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了逆转（2）。这些变化导致了经济衰退，进而降低了通胀，并引发了下一个短期债务周期的信贷宽松，随后经济开始复苏（3）。2006—2007年，另一个典型的泡沫形成；尽管它在房地产抵押贷款领域最为显著，但同样波及银行和企业。

图12—10

这是MP1时代的最后两个短期债务周期。从1981年（利率达到“自耶稣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到2008年（利率降至零），大周期包含了4个短期债务/信贷/经济周期。1981—2008年，每一个利率的周期高点和低点都比前一个更低，直到利率最终降至零。这标志着MP1时代的终结（在这一时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变化来实施），随后被以量化宽松为驱动的MP2取代（见图12—11）。

在研究了1918—1945年，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货币体系开启这段时期的大周期之后，桥水基金在投资体系中制定了一些规则：如果出现债务收缩危机，且短期国债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几乎降至零，那么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像1933年3月那样的强刺激措施之前，我们会押注经济将出现严重收缩。这一规则在2008年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理解其中的逻辑，所以能够很好地帮助客户应对那场危机。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还发现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下降，使得经济环境从有利于贷款者—债权人转变为有利于借款者—债务人，这使得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得以上升。利率的这种下行趋势以及债务负担的加重，为货币政策的下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一转变。

图12—11

在深入探讨MP2时代之前，我将简要提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其他几股重要的力量。

尽管科技股泡沫在2000年破裂，但互联网科技行业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仍在快速发展和改善。社交媒体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兴起（例如，脸书于2004年推出，优兔于2005年上线）。iPhone（苹果手机）于2007年发布，因其集成了多种功能（如电话、相机以及众多应用程序）而成为“万能设备”。在这一时期，互联网和计算技术几乎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的体系在引领这些发展方面远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不过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开始效仿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竞争。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生产者在制造几乎所有产品方面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日常用品（服装、玩具、家电等）到如今的电动汽车和高科技产品。这对中国卖家来说极为有利，他们赚取了大量财富，也让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受益于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尽管这导致美国和欧洲的大量制造业工人失业。美国还受益于中国卖家将赚取的资金借给美国人，用以填补其财政赤字。这种动态机制对中国的作用与之前对日本商品制造商及其客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通过向美国人销售商品赚取收入，并通过购买美国债务资产将赚取的资金借给美国人。与之前的日本一样，中国将相当一部分收入投入外汇储备，这促使它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因为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国政府能够大幅增加赤字和债务，并未带来太多负面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也帮助抑制了全球商品通胀，使得各国央行能够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动了股市的牛市。这种动态机制对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有利，但对被取代的工人不利。

尽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爆发，但世界大国之间并未爆发大规模冲突。然而，冲突的种子正在悄然播下。欧盟和北约继续吸纳更多东欧国家，逐步向俄罗斯边境逼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强大，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自然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气候变化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首度引发全球政策关注的问题，开始引发破坏性气候事件，如2005年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日益加剧。在此期间，全球卫生机构密切监测了包括2002—2003年非典（SARS）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内的新型病毒疫情。尽管这两次疫情最终都未造成预期中的严重破坏，但预示了未来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政治层面，这一时期的美国总统是温和右翼人士乔治·W.布什。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掌控着参众两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共和党人与国会议员更频繁地跨越党派界限进行投票，而且当时两党的合作程度远比我撰写本文时要高得多。

1. 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还存在另外两种货币政策类型，我称之为MP2和MP3。我将在本研究的后续部分提及它们。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可以参考我在《债务危机》一书中的详细描述，你可以购买纸质版，或在economicprinciples.org上获得PDF版本。
2. 我们展示了对通胀挂钩债券市场中尚不存在的时期的实际收益率和盈亏平衡通胀率（使用调查的通胀预期和近期通胀）的粗略估计。
3. 我们展示了对通胀挂钩债券市场中尚不存在的时期的实际收益率和盈亏平衡通胀率（使用调查的通胀预期和近期通胀）的粗略估计。
4. 同上。
5. 我们展示了对通胀挂钩债券市场中尚不存在的时期的实际收益率和盈亏平衡通胀率（使用调查的通胀预期和近期通胀）的粗略估计。